此外，地籍调查表中有多处日期明显改动的痕迹。

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取消了五四年宪法关于法院独立进行审判，以及公开审判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规定，这是合乎逻辑的一种创造：既然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所谓"独立审判"就是一种矛盾的修辞。

"党的权威文本对"毛泽东思想"所采取的不同修辞策略，反映了那个激荡的历史时期所包含的重大事件。七五宪法全文有四千余字，除了宪法第三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条款之外，直接表达人民的条目并不多，而"人民"一词在全文中则出现了73次，如"我国各族人民"、"我国人民"、"人民革命战争"、"中国人民"等。12刘小枫："施米特论政治的正当性"，载舒炜编：《施米特：政治的剩余价值》，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它是插入领袖与群众之间的一种实权组织，是领袖与群众之间沟通的桥梁，其功能是让领袖意志与群众意志合为一体，既能充分动员群众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又能让它维持在一定的秩序范围内。"毛主席把"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主要条件之一，并且写进了我们的党章。

通过这种"稀释"，文本也就完成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表述。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证明了一条真理：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离开了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党就受挫折，就失败。其要点在于，中间的一个逗点意味着科学、严格的监督管理制度同时涵盖预防、风险管理、全程控制和社会共治。

毫无疑问，存在着一些同时设定义务和确立课责的规范。因为最初掌握食品信息的主体是食品生产经营者，而非政府监管部门，且风险本身意味着其只能被转移而无法被消除，所以，政府监管部门的监测与评估实质上是为食品生产经营者进行背书，这是典型的第二类责任。《食品安全法》9条第2款明确规定：消费者协会和其他消费者组织对违反《食品安全法》规定，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进行社会监督。毕竟，正是在相关义务中，体现了丙对甲指向丙的Z行为承担责任这一自我指涉。

对不再符合认证要求的企业，应当依法撤销认证，并及时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通报，向社会公布。[76]参见《食品安全法》第140条第3款。

由以上规定可见，中国目前关于政府监管的问责主要是针对公务员个人，而且，就公务员个人的法律责任而言，《食品安全法》的规定过于原则、概括，未明确问责主体、问责权限、问责标准、问责程序等，容易导致问责机制流于形式或者陷入运动式风暴。[77]参见《食品安全法》第140条第4款。[37]根据干预程度的不同，英国学者奥格斯(A. Ogus)将标准分为三种：目标标准(target standard)、绩效标准(performance standard)和具体标准(specification standard)。第二，消费者协会和其他消费者组织。

[5]孙效敏提出五元治理模式，主张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主体是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消费者、食品安全行业协会与新闻媒体。[1]参见《食品安全法》第3条。[46](8)建立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出厂检验记录制度。[36] (2)依照法律、法规要求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比如，无论食品如何生产经营及最后的形态如何，但其不能对人体健康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这就是目标标准。[31]《食品安全法》第4条第1款。

《食品安全法》35条第2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审核申请人提交的本法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要求的相关资料，必要时对申请人的生产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核查。[56]参见《食品安全法》第135条第1款。

第一，食品检验机构、食品行业协会不得以广告或者其他形式向消费者推荐食品。[40](2)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80]参见《食品安全法》第10、21、23、28、63、89、100、116条。[68]参见《食品安全法》第146条。[90]参见《食品安全法》第48条。[86] （三）多处留白 无论是《食品安全法》的规范设置，还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实践操作，尽管《食品安全法》中的诸种主体依然以政府为中心，但食品生产经营者的相关责任已经超越了政府监管责任成为了食品安全责任中的新重心。

[61]参见[美]卡塔琳娜•皮斯托、许成钢：《不完备法律》(上、下)，汪辉敏译，载吴敬琏主编：《比较》第3、4辑，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28]参见[美]卡尔•威尔曼：《真正的权利》，刘振宇等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03-309页。

为依法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生命安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4月28日通过《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刑法》143、144条中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其他严重情节、后果特别严重等不确定法律概念以及事关定罪量刑的其他问题进行了解释，厘清了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界限，大大增加了食品安全刑事责任的执行力度。而当规范中没有明确展示责任的语词，但其中有明确展示权利或权力等语词的时候，由此规范中可以推演出某种责任状态，即称之为隐含责任。

[38]参见《食品安全法》第150条第2款。而食品生产经营者既不是法律规范上的无能力，也不是事实上的无能力，从责任分配层面来看，它本来就应该处于核心位置。

这些留白为食品安全责任体系的开放性提供了空间。基于法律的不完备性[58]和法庭诉讼的不足，[59]现代国家日益强调政府的监管责任。而行政机关，即狭义的政府，则承担日常监管的职责。[23]这一义务的基础，便是规范，毕竟只有某一具体的规范才能够设定某一确定的义务。

[6]邓刚宏认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主体有七个方面：政府及其食品安全监管部门。[4]参见郑凤田等：《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企业、政府与第三方监管力量》，载《食品科学》2014年第13期。

其三，食品安全标准建议权、委托食品检验权和举报权，与其说是一种请求权，不如说是一种权力权，因为一旦消费主体启动这一权利，相对方便被课加了一种责任，并进而必须履行相关的法律义务。而第二种广告禁止责任实际上是一种法律课责，只是因其与广告责任关系密切，且属于一种特殊类型的课责，才置于此处。

(3)建立确保食品安全的制度性保障和组织性保障。其中，课责和权力的关联无需赘述，而课责和豁免构成了相对关系，[17]至于课责和无能力的关联则是一种相反关系，毕竟‘权力最为接近的同义词是(法律上的)‘能力(ability)。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消费主体只享有权利，不履行责任。(1)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除此之外，2015年5月26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监督食品生产经营者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通告》，尽管其中提及监督，但主体责任的重心却全部落在食品生产经营者之上：仅从通告的题目和内容来看，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就是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责任。而对应义务，业已体现在食品生产经营者、政府监管部门的显见义务之中，因此，在此仅简要列举消费主体六项权利所隐含的相关义务。

[72]参见《食品安全法》第87、89条。高秦伟、谢寄博：《论食品安全规制中的企业主体责任——以日韩食品安全监督员为例》，载《科技与法律》2014年第1期。

鉴于食品安全领域相关课责首先是一种行政课责，其次才是一种刑事课责，因此，为了确保法律义务的实施，政府这一角色的频繁出现便是可以理解的。彭亚拉的观点与此类似，认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主体包括政府监管部门、食品生产者、食品的消费者及消费者运动、企业和政府行为的监督者——媒体、其他社会力量如第三方认证和检测机构、中立的科学力量等。

[46]参见《食品安全法》第50条第2款、第53条第2款、第65条。二是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进行舆论监督。